（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 記者 張雪）按照預算法、監督法規定，每年6月份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都會安排聽取和審議中央決算報告、審計工作報告，并結合審計工作報告，審查和批準中央決算。本次是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組成以來首次審議中央決算報告。
與往年相比，今年的兩份報告在內容上都作出了一些改進。分組審議中，代表委員們在肯定報告亮點的同時，也熱烈討論了在報告中發現的問題，并給出建議。
讓結論更可靠
“今年的中央決算報告在結構上作了改進，從原來的三個部分變為四個部分，將落實各項財稅政策和做好財政改革和管理工作分為兩個部分闡述，進一步反映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效果和重大財稅改革成果等中央重大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情況，體現財政資金使用的效果和政策實施的結果。”全國人大常委會預算工委預決算審查室主任何成軍介紹，這次還進一步豐富了提交人大常委會參閱的“部分重點項目績效評價報告”內容，“提交的績效評價報告由前年的5個增加到去年的10個，今年進一步增加到了15個，涉及的資金規模由前年的100多億元增加到去年的1000多億元，今年進一步增加到1700億元”。
“每年都要作中央決算報告，決算報告該怎么寫？我和一些委員提出決算報告里有些項目、數據和問題缺乏針對性、邏輯性和對比性的問題，財政部已書面給予了回應。從明年開始，決算報告的體例、格式和內容，會作進一步改進和完善。”歐陽昌瓊委員建議，按照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實施的《關于人大預算審查監督重點向支出預算和政策拓展的指導意見》，今后的決算報告和對決算草案的審查也應當遵照和落實“指導意見”的要求。此外，對審計部門查出的突出問題怎么認識、怎樣整改，在決算報告里也應該有進一步的回應。
“今年的審計工作報告非常好，非常務實，問題抓得非常準，分析問題具體、實在、重點突出。但是，與往年相比，在報告中點出哪些省、哪些地區、哪些部門的比較少。點名與不點名的威懾性、社會效果是不一樣的。”歐陽昌瓊委員認為。
“中央決算報告數據扎實，資料詳實，還提供了大量的附件。這個‘實’本身是我們需要的，但我想提出個建議。”蔡昉委員說，這一直以來都是個難點，就是關于提供給委員們哪些信息的問題。“過去報告寫得比較空泛，大家覺得有些結論無以為據。現在數據提交給我們了，報告通篇都在講數據，但我覺得這些數據想說明什么并不是特別清晰，因為孤零零的數據本身沒有含義，縱向看沒有來龍去脈，橫向看沒有左顧右盼。”他建議報告不僅要提供精確的數據，還要做基本的處理，有基本的分析和基本的結論，目的就是讓結論更為可靠。
掰清事權和支出責任
在過去一年里，財政資金花得是否合理？如何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提高財政資源配置效率？對這些問題，歷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審議報告時關注和討論的焦點。
殷方龍委員建議，要進一步把準財政資金投向的重點。“沒有重點就不可能有好的效益。要聚焦十九大和本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部署，特別是黨中央在全局上確定的建設重點，真正在重點上聚焦。”
王長河委員直截了當地說，建議注意解決“瞪著眼睛要錢閉著眼睛花”的問題。“這個問題成因雖很多，但其中有一條值得特別關注，就是我們在給錢的時候，不僅要看這事該不該干，而且還要看這件事有沒有條件、有沒有能力干，防止錢下去以后打了水漂。”
徐紹史委員研究了兩份報告后發現，審計工作報告提到2017年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中，專項轉移支付占比下降1個百分點，但一般性轉移支付中有37項12434.42億元資金指定了用途，加上專項轉移支付，地方無法統籌使用的資金占比仍達60%。
“一般性轉移支付指定用途之后等于是變相的專項轉移支付。”徐紹史委員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財稅體制改革的表述，首先是預算制度改革，第二是稅收制度改革，第三是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十九大報告把這個順序倒過來了，把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的改革放到第一位了。“決算報告里面反映得最充分，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的關系問題，建議財政部認真梳理總結和解決，總的想法是要想辦法把專項轉移支付壓下來，把事權和支出責任進一步掰清楚，誰干什么事，誰就掌握什么錢。”
矯勇委員對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的責任劃分問題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下一步改革，如果要進一步降低專項轉移支付，首先要分清事權。現在所列出來的76項專項轉移支付，大致分三類，一是中央事權地方執行，二是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地方執行，還有一類是地方事權地方執行。能不能把這三類具體分一分，對于確實屬于地方事權地方執行的，下決心變成一般性轉移支付。”
下功夫提高績效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決算報告還進一步豐富了有關績效評價的內容。這也成為審議中大家討論的熱點。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們建議，要在進一步提高績效管理上下功夫。
“我們國家經濟體量大，財政收入規模較大，因而績效管理的空間也比較大。管好了，會產生很大效益，但如果哪個地方不嚴謹、有漏洞，就會大大降低效益。”殷方龍委員說。
“由過去我們重視錢往哪方面花，到重視錢花得好不好，由重視預算的結構到重視預算的績效，這是一個大的進步。但是，目前績效評價占比過小，僅占1%多。”謝經榮委員建議：“逐步提高績效評價占預算的百分數。比如，明年能不能提高到5%，后年能不能提高到10%。”此外，他還建議審計工作報告中增加審計績效評價的內容。
對于全面實施績效管理，呂彩霞委員的建議是，要加強專項資金的績效考評。“專項資金的使用效益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具體實施的人，如果承擔專項的地方認真負責的，專項就會實施得非常好，如果沒有責任心或者完全出于政績考慮，資金就有可能使用得不好。”
杜玉波委員說，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要分類推進。“從開展調研和聽取教育科研戰線的反映看，智力投入是一個長期過程，很難在一年內就見到成效，現在開展全面績效管理，如果不加區分地每年都要評價，會造成一些單位預算執行工作出現短視行為和急功近利的行為，不利于教學和科研人員潛心開展工作。”他建議在全面實施績效管理過程中，按照不同經費類型制定不同的政策，以更好地發揮全面實施績效管理的正面激勵作用。
“這次績效評價里不少是自我評價，這是一個進步，但如果增加第三方力量參與可能會更客觀、真實。”謝經榮委員建議。
高友東委員則建議，要根據績效自評和重點績效評價中發現的問題，督促有關部門整改，把績效考核評價的結果作為下年度預算安排、預算調整的重要依據。同時，要把自評的結果和重點績效評價的結果向社會公開。
（責編：王樂紅）
